In China’s regimented society, youth find release at underground raves | China Affairs

在中国这个管制严格的社会，年轻人在地下狂欢派对中寻求释放

蹲在小小的金属门里，沿着漆黑的隧道走下去，甚至在你走进废弃的防空洞之前，空气中就回荡着激烈的铁克诺音乐节奏。拿着酒和香烟的中国年轻人在红灯照亮的通道里摇来摇去，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毛主席语录。

这是中国的地下狂欢，是在中国城市隐秘角落中不断滋生的一种亚文化的一部分，尽管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主流正变得越来越受到控制、越来越沉稳和越来越可预测。

对于中国的狂欢者来说，这些聚会——通常被称为“野迪”或“狂野舞蹈”——不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无拘无束的欢乐空间，还标志着对僵化社会对他们狭隘未来的期望的反抗。

白天，杏龙（Xing Long）在中国东北锈带工业城市长春市的家国有企业的办公室里工作。

晚上，他是一名 唱片骑师（DJ）和地下狂欢派对组织者，这份兼职可以让他从审查公司合同的单调乏味中解脱出来。

2024 年 10 月 12 日，DJ 兼狂欢派对组织者杏龙在他的家乡中国东北吉林省长春接受美联社采访时发表讲话。

2024 年 10 月 12 日，DJ 兼狂欢派对组织者杏龙在他家乡中国东北吉林省长春的一家朋友的酒吧里演奏音乐。

“我的工作不能让我感到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他说。“上班就像执行一个预先写好的程序。”

中国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社会对他们的期望。近年来，面对黯淡的经济前景，中国青年文化中涌现出一系列用来形容沮丧和绝望的流行俚语：“ 996 ”——许多公司要求员工每周工作六天，从早上 9 点到晚上 9 点。“内卷化”——应届毕业生面临的无休止的毫无意义的竞争。“平躺”——年轻人中放弃一切抱负、力求尽可能少做事的一种日益流行的趋势。

对于像杏这样的人来说，铁克诺舞会是逃离烦恼的好去处。这位 31 岁的年轻人说，每次走进狂欢派对，他的大脑都会“像被一声巨响惊醒”。

杏第一次了解铁克诺音乐是通过美国媒体公司Vice制作的一部纪录片。

“当我听到这首歌时，我的眼睛亮了起来，”他说。“我应该早点听这种音乐。”

起初，杏先生前往深圳参加狂欢派对，深圳是一座拥有 1700 万人口的南方城市，但当他于 2021 年搬回家时，他意识到没有其他人组织狂欢派对。

“我希望这座城市能拥有地下铁克诺音乐氛围，”他说。“我想亲自聆听，所以我想实现这个愿望。”

杏说，地下铁克诺音乐场景让他着迷，因为即使它不完美、不好、混乱或破碎，但它是“真实的”。

“这并不是一件被刻意制作成某种模子来呈现给主流的美好事物。”

近年来，随着当局加强对音乐会、演出和其他文化活动的审查，中国的文化和创意空间不断缩小。喜剧演员因就政治敏感话题开玩笑而被禁言。越来越多的独立书店和创意空间迫于压力而关闭，而国家批准的媒体则大力宣传振奋人心、往往甜言蜜语的故事。

然而地下狂欢派对却不受这些限制，因为它们萌芽于灰色地带。它们远离公众视线，绕过正式审批程序，既不受政府支持，也不受政府压制。

27 岁的冯哲（Feng Zhe）是沈阳的一名锐舞组织者，沈阳是一座距离北京 400 英里的东北城市，他说锐舞的意义在于“拒绝被社会惩戒”。

他说：“这可能不是当今世界运转的方式。”他补充说，社会希望让人们遵守规则并发挥作用，但“地下文化是无用的。”

“大多数人都会受到压制，”冯说。

但对于大多数狂欢派对组织者来说，地下狂欢文化的真正意义就是玩乐。26 岁的艺术生吴龙（Loong Wu）在 2021 年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出于无聊开始组织狂欢派对。

“我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打破无聊，”她说。“当你真正享受它时，你就不会去想它的意义。”

最近一个周六的晚上，公务员、学生、一名退役消防员、染发的女孩以及一名戴着全脸面罩和护目镜的男子鱼贯进入长春市中心一家花店后面的酒吧，以参加杏的一场狂欢派对。

他们随着杜吉哲（Du Jizhe）播放的快节奏工业电子音乐翩翩起舞，杜吉哲是一名本地兼职 DJ，白天在人力资源部门工作。

他说，这是长春和底特律等汽车制造城市的自然背景音乐，这些城市以成为 铁克诺 的发源地而自豪。对于杜来说，铁克诺唤起了他父亲工作的汽车厂的童年回忆。

“铁克诺基本上就是一些工业噪音，比如锤击声和机械声，”杜说道，“这些噪音对工业城市人们的耳朵有着微妙的影响。”

陈翔宇（Chen Xiangyu）是一名时尚专业的学生，她身穿一件超大号的黑色 T 恤，头发染成金色，戴着黑色皮革颈链，嘴唇上打着环，画着烟熏眼妆，她说狂欢是一种纯粹的释放。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心里想，我不认识任何人，也没有人认识我，所以没人关注我怎么跳舞，只要我开心就好，”她说。“我不应该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即使在狂欢派对上，在中国也很少见到非法药物，但活动组织者仍然面临当局的风险，因为当局对未经批准的社交聚会没有耐心。

宣传狂欢派对的广告通常很隐晦，只有日期、DJ 阵容和入场费。有时，派对地点要到派对开始前一小时才会公布。有些组织者要求客人用贴纸遮住手机摄像头。

吴龙说，她对狂欢场所的要求是没有闭路电视摄影机、没有安保人员、附近没有居民。但即便如此，这些也不一定能保证——当地警方曾捣毁了她在工业港口举行的一次狂欢活动。

她说：“这座城市里这样的地方太少了，真是可悲。”

由于难以找到好的狂欢场地，她感到沮丧，于是曾经组织过一次公众聚会，她把她的 DJ 设备放在一辆推车上，推着它穿过城市街道，狂欢者则在旁边跳舞。

“限制确实存在，但这正是我们需要创造自己的场景的原因，”她说。“我们总是需要‘狂野舞蹈’。我们总是需要在既定规则之外的跳舞。”